在目前的中国城市格局中，除去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外，还有诸多新势力在崛起。

根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日前发布的《2019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有15座新一线城市位列榜单前十五名，分别为：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西安、苏州、天津、南京、长沙、郑州、东莞、青岛、沈阳、宁波和昆明。

其实，在城市发展历史上，也有过十大城市的格局变迁。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十大城市的版图上，尚处于北方城市占据半壁江山的时代。彼时的十大城市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重庆、西安、沈阳、哈尔滨（或青岛）。

时间更迭，综合上述城市研究，第一财经记者从多个维度分析后发现，目前中国新的十大城市，包含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以及天津、武汉、重庆、成都、南京、杭州这六个新一线城市。

由此可见，十大城市名单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些年来，北方有个别成员被踢出列，南方有新的成员加入，演变成如今南方城市数量远超北方的格局。在变与不变之间，除了明显的经济实力变化，城市的行政等级、人口规模、三产占比、辐射能力、公共资源这些关键因素，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

十大城市的变迁

中国十大城市的雏形，最早要从计划经济时代说起。

改革开放前，从综合实力角度看，当时的十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重庆、西安、沈阳、哈尔滨（或青岛），东北、华北等地的大城市实力强劲。

衡量一座城市的大小，需要综合考量多个因素。经济实力是重要的基础，GDP总量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不过光这个指标还不够，还需要考量中心城区人口规模、教育资源、交通等多个方面，也就是综合实力。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通过长途电话的“多级汇接制”，从通信管控的“区号位数”，确立了中国的十大区域中心城市，即：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成都、西安、重庆和沈阳。

由于区域定位，这十座城市彼时也是高等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最为雄厚的地方。不过，除了这十个城市，哈尔滨和青岛这两个北方城市的实力也很强，尽管不是大区中心城市，但它们当时的综合实力，也足以比肩十大中心城市。

历史车轴向前转，改革开放的到来，成为了南北经济格局变化的分水岭。这之后，南方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方城市的城区规模、城市发展水平已经明显超过了北方。

东南沿海省份如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得益于外向型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一大批城市如深圳、苏州、杭州、宁波、无锡、厦门等崛起，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重要力量。

相应的，西安、沈阳、哈尔滨等北方城市，不仅退出了十大城市行列，而且实力排名不断下滑，中西部的武汉、成都等这些传统大城市的位次也在下滑。

现阶段的十大城市，从地理分布看，南方占据了8个，北方2个；从区域上看，长江经济带集中了6个，上中下游都有分布，珠江流域2个，由此可见大江大河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从行政级别来看，这10个城市包括了四大直辖市，6个副省级城市。行政级别越高，也就意味着整合资源的能力越强。

不过，现在的十大城市中仍有8个是传统的大区中心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基础最好。这也说明，新的大城市格局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布局。

这也就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为何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的城市发展迅速，但目前能够进入十大城市之列的却只有深圳和杭州。因为从综合实力来看，武汉、成都等城市虽然经济总量位次下滑，但由于底子厚实，综合实力仍不容小觑。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沿海城市尤其一些外贸明星城市发展快速，不过现在到了改革开放第四个十年，这些外向型城市的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相比之下，省会城市的优势逐渐凸显。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沿海城市产业转型、结构调整而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成都和武汉逆势而上加快发展，经济总量重返前十，稳居第8、9位。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分析，进入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像成都、武汉、重庆这些高教资源丰富的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城市，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之下，正发挥出原有的优势，逐渐回归到原有的位置。

也就是说，武汉和成都等城市作为大区中心城市，在GDP排行榜上的表现，是回到了原来应有的位置。相比之下，深圳和杭州的崛起，代表了南方沿海城市在改革开放后的崛起。

以杭州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初，杭州的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不到百万，改革开放后，杭州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省会迅速崛起，在近年来信息经济的带动下，这座“1.5线”城市已逐渐迈向一线城市行列。在多个代表一线城市竞争力的指标领域，杭州已经与一线城市并驾齐驱。

城区人口规模等因素很重要

就经济实力来讲，城市的GDP总量是一个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例如，2018年GDP前十的城市中，位居第七位的苏州，无论是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还是上市公司数量都无可争议，但若将中心城区人口规模、教育等因素囊括进来，苏州就还不够资格进入新十大城市的行列。

其中，中心城区人口规模，是衡量一座城市集聚和辐射周边地区能力的重要参考。从市域总人口来看，新十大城市中，除了杭州和南京外，其他城市总人口都超过了千万；从中心城区人口规模来看，十座城市都超过了600万人大关，也是我国中心城区人口规模最大的10个城市。

这其中，四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中心城区人口规模都超过了1000万人，是我国目前的四个超大城市。武汉、重庆和天津城区人口规模都超过了800万人，是超大城市的后备军。

三产占比也是衡量一座城市中心性的重要指标。从三产占比来看，新十大城市中，除了重庆、武汉和成都，其他7座城市的三产占比均超过了55%，其中北京超过80%，广州、上海、杭州和南京都超过了60%。

大城市往往对外来人才有较大的吸引力、对周边地区有较强的辐射能力，比如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吸引的是全国的人才，具有辐射全国的能力；武汉则辐射整个华中地区，成都和重庆是西部的经济中心。

此外，大城市的中心性还体现在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性公共资源方面。尤其是在交通方面，大城市的枢纽性作用和门户型功能尤为明显。新十大城市中，有8个城市的航空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前十。新十大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也是最完善的，除了杭州，其他城市的轨交里程都位居全国前十。

当然，在基础性公共资源方面，深圳和杭州存在明显短板。深圳作为一座新兴城市，教育、医疗的薄弱是其最大短板，所以现在深圳也在大力吸引名校设立深圳校区。

杭州的短板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公共服务与绩效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税根认为，虽然这几年杭州在新经济形态上呈现出很多亮点，但很多基础性的资源和设施方面，质量、数量仍然不够，本身的城市规模比较小，中心城区的资源集聚力度仍有不足。

近年来，杭州正在慢慢改善补足这些短板。例如在轨交方面，杭州提出到2022年将形成总长度达516公里的轨道交通，实现十城区全覆盖，相当于是现在里程的四倍左右。

十城之外另有后备军崛起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认为，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一开始龙头城市不会太多，就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但未来可能有8个、10个乃至十几个。

武汉等国家中心城市都会发展成为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这相当于在一线城市之外，有更多的超大城市来引领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在新十大城市之后，还有6座城市具备了挑战、冲刺十大城市格局的实力。这里面，又以西安、郑州和苏州最具竞争力和潜力。

其中，西安是国家中心城市、西北大区的中心城市和大西北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的龙头，同时也是我国高教实力前五强的城市，集中了西安交大等一大批名校，这是西安最大的潜力所在。

在改革开放后，深处西北内陆的西安曾经落寞过一段时间，但近几年，西安奋起直追，成为网红城市，高教实力在逐渐发挥出来。当然西安的短板也十分明显，西安经济总量和中心城区人口规模都不大，高教实力如何转化为经济实力尚待努力。

郑州也是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原城市群的龙头。作为户籍人口第一大省的省会，河南的城镇化率还比较低，但这恰恰也是郑州最大的潜力所在。以目前的态势看，未来郑州城市规模赶超武汉、南京等城市可能性不小。不过郑州的短板同样十分明显，郑州乃至整个河南高教基础十分薄弱，导致其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十分滞后，也影响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2018年，郑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为1329家，仅是武汉的37.6%，也远不如长沙和合肥,在“中部四虎”中垫底。此外，在民营经济、上市公司数量等方面，郑州也与武汉、长沙有较大差距。这也是郑州亟待补足的短板。

苏州作为我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地级市，其GDP总量高居全国第七，地方财政收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均名列前茅。

但苏州的短板在于作为普通地级市，苏州与直辖市、省会城市相比，高教、交通等基础性资源的短板十分突出。比如在交通方面，苏州尚缺乏一个枢纽型机场。

此外，虽然苏州的经济总量大，但其中大部分来自辖下的县级市，再加上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不够大，仅三百多万人左右，辐射周边地区能力相对不足。

除了这三个城市之外，沈阳作为东北大区的中心城市，也十分有希望进入到国家中心城市行列。但沈阳最大的不足在于经济总量较小，营商环境亟待改善，新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活力有待增强。

不过，不管是新十大城市还是四大后备军，有更多的中心城市、龙头城市带动，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升级。

彭澎认为，未来，武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将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它们的发展空间甚至大过一线城市。这些城市发展起来后，一方面可有效减轻一线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可以起到区域龙头带动作用，带动更多中小城市、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