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超级富豪们如坐针毡。他们的财富可能大幅缩水，在全球亿万富豪榜中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让他们感到恐慌的，是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伊丽莎白·沃伦提出的向富人征税的主张。

根据沃伦的建议，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将需每年纳税2%，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家庭则需纳税3%。不久前，沃伦又加码财富税，建议对超级富豪们的征收税率从3%提高到6%。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表示沃伦的“财富税”有些过火了，并对此提议感到震惊。

“我已经缴纳了超过100亿美元的税收，比任何人缴的税都要多，但如果必须要纳税200亿美元的话，我很乐意去做。不过，当你说我应该纳税1000亿美元时，我就会开始做做算术题了，看看我还能剩下多少钱。”比尔·盖茨说。

对于比尔·盖茨的埋怨，美国低收入群体众可能不会买单。一项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400名最富有的美国人缴纳的总税率有史以来首次低于其他任何收入群体。

沃伦的“富人税”就像一根导火索，再次引发了关于美国税收制度公平性的辩论。

越来越低的美国“富人税”

10年前，股神沃伦·巴菲特发表了一项声明，称自己纳税的税率比他的秘书还低。

这是源于美国联邦政府对投资收入征收的税率，低于对许多美国人征收的工资收入税率。目前，美国投资收入的最高法定税率只有23.8%，工资收入的最高法定税率为43.4%。

由于巴菲特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于投资，像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亿万富翁缴纳的税率比数百万美国人要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美国富人和普通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创50年来新高。

按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埃马纽埃尔·塞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两人的估算，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2016年这三十多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占据的财富比例翻了三番，从7%上升到20%，在同一时间内，最底层的90%的财富比例从35%下降到25%。

美联储近期的一项研究也显示，过去30年来，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财富增长了21万亿美元，而美国财富金字塔下部的50%群体财富则减少了9000亿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此前美国政府的减税政策降低了最高收入者的税率，让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的当经济蓬勃发展，最富有的美国人缴纳了91%的最高所得税。如今，最高税率只有43.4%。

美国税率之所以越来越低，主要是其税收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减少了累进。

据悉，美国联邦所得税被设计成累进税——税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步提高，这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过去几十年，这一体系已被严重侵蚀，许多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缴纳的税率低于美国普通家庭。

赛斯和祖克曼将美国税收的历史描述为想要向富人征税的人和想要保护富人财富的人之间的斗争。20世纪中叶，高税率的拥护者已经占了上风，但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是低税收一方的胜利。

当沃伦提出向富人征税时，她得到很多低收入选民的支持。

在沃伦给出的计算器中，世界首富贝佐斯下一年需支付66.97亿美元，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支付42.49亿美元。比尔·盖茨的资产若以1070亿美元计算，他将支付63.79亿美元。

美国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甚至提出了更激进的主张。他打算对财产超过3200万美元的人群加税1%，随后税率逐步递进，对财产超过100亿美元人群加税8%。

如果从1982年起，桑德斯的税收政策被采纳，亚马逊CEO贝佐斯的财富将只有522亿美元，而不是目前的1600亿美元净资产。巴菲特的资产将只有111亿美元，他目前的资产为883亿美元。

超级富豪们的挣扎

看到被预估缩水的财产，美国富豪们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不少人直言不讳地批评沃伦提出的税收政策。

原本支持向富人征税的盖茨也改变了态度，他指出，“富人税”会破坏社会的激励机制，对于经济发展起到反作用。

美国最大在线券商嘉信理财的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查尔斯·施瓦布称沃伦提出的“财富税”会使富人失去创造财富的动力。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曾表示：“我白手起家，因为有足够的激励来创造我们所创造的东西。”

华尔街大佬们也集体炮轰沃伦的“财富税”计划，美国对冲基金巨头、亿万富豪利昂·库珀曼曾公开表示：“如果伊丽莎白·沃伦当选总统，那么市场将会下跌25%。”

不过，沃伦认为，这项政策只会影响大约75000个美国家庭，但是能在十年内筹集到高达2.75万亿美元的资金，这些税收收入可以为各种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也有一些超级富豪支持开征“富人税”。

2019年6月，包括迪士尼家族继承人阿比盖尔·迪士尼在内的18名超级富豪发布联名信，呼吁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两党竞选人支持对美国最富有的千分之一群体征收适度的“富人税”。

美国爱国百万富翁协会成员George Zimmer 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目睹了我们的制度是如何造成严重的不平等持续下去的，但现在我却自豪地成为了’我们阶级的叛徒’。”

George Zimmer 指出，美国需要重新制定一个公平的、累进的税法。在这个税法中，最富有的人要为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公共交通、儿童早期教育等买单。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认为，财富税的可操作性值得商榷。超级富豪们会很容易通过其他手段转移和隐藏财富，让财富税的征收效果显著低于原本的预测结果。

但是塞斯和扎克曼坚持认为，超级富豪的财产主要是以房产和股票的形式存在，所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隐藏。他们还呼吁成立一个公共保护局，以帮助国税局打击逃税行为。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沃伊切赫·科普祖克表示：“财富税可能会导致一些资金从公开市场流向估值难度大得多的投资渠道。在公开市场上，它们（资产）很容易得出估值，但这（财富税出台）可能会鼓励富人展开更高风险、同时有更高预期回报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