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科创板正式落地，到2020年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国内股票市场发行逐步由核准制转向注册制。

在注册制下，券商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职责。一方面，注册制在新股定价、信息披露、承销组织能力等方面对券商投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将给券商投行业务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据统计，在注册制改革利好下，2019年证券公司投行业务实现收入482.65亿元，同比增长30.46%。2020年，随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推进，券商投行业务有望迎来进一步增长。

对于各家投行而言，未来两年业绩的关键在于目前手里的IPO项目储备数量。

5家券商手握140家在审企业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启动，使券商投行业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投行的业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各家投行而言，未来两年业绩的关键在于目前手里的IPO项目储备数量以及投行的专业能力。

易董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创业板在审企业共有203家，科创板在审148家，共351家。其中，中信证券持有创业板和科创板在审项目合计37家，排名第一；中信建投、民生证券、华泰联合证券以及海通证券等4家券商手握的项目资源均超过20家。这5家券商的在审项目资源也高达140家，合计占比达40%，整体集中度偏高。

就在审创业板企业来看，中信建投、民生证券、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金证券，分别保荐17家、15家、14家、12家和10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保荐创业板和科创板的券商中，保荐企业数量靠前的除了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华泰联合、海通证券等头部券商以外，也不乏民生证券、国金证券、长江证券等中等规模券商。

由于注册制在新股定价、信息披露、承销组织能力等方面对券商投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能力更强的头部券商优势明显。

以科创板为例，从科创板成立至今的服务券商来看，主要集中在龙头券商。中信证券服务家数为38家，位列第一，中金公司、华泰证券服务27家、25家，分别位列第二、三位。

在服务科创板的券商中，前五位的占比为45.05%，前十位的占比为69.07%。

国信证券指出，龙头券商在获取客户资源能力、研究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方面均有优势，预计随着注册制推进，大型龙头券商获得的投行业务利润增量将更加显著，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注册制引发投行业务大发展

注册制下，一方面申请上市的企业数量增加、审核周期缩短，另一方面券商提供更为专业的差异化服务，对应的服务价格自然更贵，这也意味着券商投行收入将迎来较大增长，各项业务将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天风证券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在传统投行业务模式下，投行的IPO工作主要围绕企业规范性展开，以向监管部门进行说明和展示为主，导致投行业务独立性很强，与经纪、研究、投资等部门联系相对较弱。在注册制开启的新时代下，投行业务迎来高阶转型战略机遇。

第一，投行在券商收入结构中的占比将会进一步提升。注册制下，项目数量的增加和审核周期的缩短，将提高投行业务的收入水平；第二，注册制将加速券商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及内部业务重组。“保荐+跟投”机制使券商投行业务从通道式保荐承销转变为持续性市值管理模式，投行定价能力将直接影响后端的跟投收益。

据国信证券统计，在注册制改革利好下，2019年证券公司投行业务实现收入482.65亿元，同比增长30.46%。其中，承销与保荐业务收入为377.44亿元，同比增长46.03%。2019年承销与保荐收入在证券公司总收入中占比达到10.47%。从投行业务收入结构来看，2019年承销与保荐业务收入占比78.2%，同比提升8.34个百分点。

然而，这与海外注册制下的投行收入还有一定差距。以美国大型全能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为例，其投行业务收入规模远高于中国券商。2019年，高盛投行业务收入规模为67.98亿美元，占总收入比为18.6%；摩根士丹利投行业务收入规模为61.63亿美元，收入比为14.88%。与海外投行收入的差距也意味着，国内券商的投行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科创板迈出了市场化制度建设的第一步，具有改革先锋作用，创业板注册制的推出将进一步以增量倒逼存量改革，最终引导资本市场循序渐进实现历史跨越。”上述天风证券负责人表示。

对于未来投行的发展趋势，国信证券则认为，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未来头部券商的集中趋势将更加明显。同时，在服务方向上，投行业务将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型；在业务模式上，将逐渐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模式。

国信证券指出，注册制将促进投行成为从打价格战的通道中介走向提供专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发行时机的选择、发行价格的确定，与投行的研究实力和机构销售能力紧密相关。而发行企业更愿意为差异化的能力付费，这将促进行业实现良性竞争。对于投行而言，一要提高定价能力，二要拓展企业价值链服务，三要通过部门协作提供精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