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郁闷的中小企业

厂长老田近期有点烦

公司刚刚因为环保问题停工了好几个月，亏大了。

由于需求寡淡，老田的员工们已经半年没有发奖金了，大家都心神不宁。不少已经跳槽到了隔壁近期复工的基建项目工地搬砖。最近几年总是很难，连税都快交不起了。

积极的财政更加积极，老田以为机会来了，陪领导喝了好几次茅台，最终订单还是被省里的大国企拿走了。

想到这里，老田更加郁闷了，喝了一口牛栏山二锅头。

二、天朝税负高不高？

基建与地产，近二十年来成为了托底经济的两大法宝。基建发力投个几万亿经济就带活了，实在不行就降降首套房首付比例，贷款利率多下浮一些，需求就解决了。

二十年来思维已经固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演变成了“条件反射”。

如今地产作为带动需求的工具，已经被压榨到极限，国内因去杠杆衍生的经济下滑叠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之际，之好拿出另一项法宝：政府带头搞基建。

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任何经济学教科书上都不等同于政府投资，还有另一种积极的方式叫做“减税”。

我国税负到底重不重？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2018年上半年的国内GDP名义增速为10%，而同期我国税收总收入增长14.4%，其中增值税收入增长16.6%，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长12.8%，消费税增长16.2%，均远高于经济增速。

从税收的结构角度来说，目前我国总的税收当中有80%以上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由企业承担，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企业税占比仅为34%、42%、50%和52%。

死亡税率不是白叫的。

三、基建扩张真的不可行吗？

为何减税呼声如此之高，基建扩张问题到底在哪里？

任何政策都是双刃剑，基建扩张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

第一、“挤出效应”一词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陌生，但却是一个很基础的经济术语，挤出效应是政府为了平衡财政预算赤字，采取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从而导致市场利率上升，或变相加税，使得私人投资和支出因而相应地下降的现象。

直观点来说：厂长老田很难，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宏观上拉动了总需求，但微观上订单却实实在在的进了国企的腰包。

第二、目前地方债务负担依旧很重，兵团城投债刚刚发生违约，几年以后新发的专项债是否能正常兑付？即使宏观政策上扩张，到了微观主体还能否放得开手脚？

第三、近期交银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洪灏发表了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在文中写到：“茅台的股价表现与基建投资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茅台股价似乎是中国基建投资的一个非常靠谱的领先指标。茅台股价的强势往往领先基建投资一到两个季度。正如中国市场上的一句老话所云：“烟搭桥，酒开路”。寻租成本是发动基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本图转自公众号洪灏的中国市场策略

第四、本次基建还特意强调了补短板，例如近期，铁总和贵州省政府联合批复了盘县至兴义铁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到了2022年，中国最穷省份之一的贵州仅用8年时间就将实现市市通高铁。

可盘县至兴义沿线并非什么经济发达地带，只是沪昆线分叉出来的一条小小射线，兴义市GDP只有416亿元，人口87万。基建短期是带动了需求，可长期无法提高经济效率，最终还会需要有人为此买单。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事情了，海绵城市哪轮基建扩张周期都提，可到了极端天气还是“城城看海”。

四、减税必要性在哪里

从税负的角度看，2018年1-7月份来看，16个税种平均增幅达到了10%左右，2018前7个月的个人所得税总收入已经超过了2015年全年个人所得税的总收入。1-7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791亿元，同比增长10%，1-7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5537亿元，完同比增长7.3%。

税负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增速大于财政支出，也不知道这个积极，是积极到了哪里。

从监管角度看，营改增改革后，实际上企业负担加大很多。以前营业税、增值税并存的时代，很多中小企业实际上存在低报营业税等行为，但在营改增之后，所有交易环节都需要提供发票信息，监管陡然趋严，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的负担才会增长如此之快。

从要素成本角度看，过去几年房价大涨，租房的要交房租，买房的要还贷款，折算到企业端的负担越来越重，用工成本自然上扬，这也是为什么近期的北京房租上涨能激发这么大的社会反响的原因。

今年另一个需要重视的是厂房/仓库租金的上涨。根据工业地产服务商库房无忧的统计，2018年2季度上海、杭州、苏州的仓库底楼租金均价分别环比上涨19%、24%和9%，而在此前一年的租金价格基本没变。

中小企业的脖子已经被多根绳子勒紧，宏观上松点人就活了，宏观上再收紧，怕是宏观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要直接窒息而死了。

这可比蒙古大夫下手狠多了。（不懂这个梗的朋友请自行百度）

五、为何不减税

汉武帝执政期间，卫青霍去病多次远征大漠，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伟大的汉帝国达到顶峰，但中央财政上却出现了危急。汉初文景之治的国库储备被消灭一空。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开始推进经济改革，而改革的实际推进者名叫桑弘羊。

桑弘羊为了增加税收，收归国有了冶铁，煮盐等高利润行业，武帝统治后期，盐业专营产生的收入可以占到中央财政的一半。除此之外，桑弘羊还推进均输平衡法，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国营商业网络，对物价进行管控。最激进的要属税收改革，桑弘羊直接向有产者课以重税，武帝时期中产阶级全民破产。

桑弘羊像

此次改革，经济上使得汉朝的国力空前的加强，政治上使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阶段顶峰。

显然，这种政策也是有负面影响的，汉初开始的民间经济大繁荣被终结，中产阶级破产导致工商业完全凋零，政府严重透支自身信用，对于中产阶级资产的征税堪称“打劫国民”。

中央集权也未能持续稳固，武帝晚年，由于民间经济的破产，“天下困弊，盗贼群起”。

汉武帝死后六年，即公元前81年，汉代朝堂之上举行了一场围绕盐铁政策展开的公开辩论会，有一个叫桓宽的人记录了这场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论》。

争论双方为群儒对抗桑弘羊，群儒的观点大体为国营经济过度与民争利，但桑弘羊则提出了群儒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做，战争开支哪里来？国家财政哪里得？地方割据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今天恐怕也没法解决，中国的历史，就是稳字当头的历史，哪个人敢将主动权从手中让出呢？